程仲棠教授就对休谟法则进行了证伪，证明可以从是中推出应当。

政策不具有严格的制定程序，出台过程迅速。但是后来，列宁修正了自己当初的法律虚无思想，主张在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期，法律作为一种无产阶级政权专政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工具是完全需要的。

通过这一规定，议会的立法权成了例外，虽然它仍然包括最重要的领域，而行政机构的立法权则成了通例，从而直接抛弃了法国三权分立、立法至上的传统。发展中国家照抄照搬西方法律模式并不必要，而可以利用其他可供替代的制度，并推进它们的建设和发展。例如，目前在美国法律秩序的结构中，法规犹如汪洋大海，法律只是漂浮在大海中的少数孤岛。此次我国《公司法》中新引进的制度，绝大部分均可在日本《公司法》中找到影子。④法律不周延，存在法外现象。

政策多变，在国内造成的后果，其灾难性更大。这样，法律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日益弱化，显规则不彰，潜规则盛行，最后，法律成了只是对罪犯进行惩罚的代名词。然而，一方面，如果这些理论不愿意接受人们对它们的透析与质疑，那它们就只能是要么成为无果之花，要么走向自己的反面。

第一，不管是鬼话、童话，还是神话，这些都不应该是社会科学和法学研究中真正应有的西话，甚至大多不是真话，而应该解放思想，切实调研，认真阅读，详细比较，客观打量，有一说一，让西话成为真话：不隐其善、不匿其恶、实事求是、客观呈现的真话。但不管怎么样，人们还是认识到单纯依靠文本的隔靴搔痒的不足，于是，或经东洋中转，或者径赴西洋，官商考察与学生留学开始蔚然成风。天不佑暴，师徒舆尸，国财虚糜，而民心益怨，至于本年正月二十三日之事，识者以为尼古拉君民之谊，绝于此矣。法律制度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西方法制的轮廓概貌，但规定不同于实践，制度也可能沦为一纸具文。

好不容易熬到了19世纪末，但依然没有幸福来敲门，客人当然有，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三国协约、三国同盟，凡尔登绞肉机终于将西方文明送上了第一次大高潮。传教士李提摩太募集巨款，到华北放赈救灾，当地灾民感激不已，但对他的称呼却是令人尴尬不已，曰：鬼子大人。

宫崎市定收藏的一幅欧洲1545年绘制的《亚洲图》里，左边画了上翘一条巨腿的裸形人，右边则画了脸在腹部而无头的两个怪人和一个长了狗头的人，体现了中世纪世界观残留下来的那种对于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异域的误解。{12}6523不过，更多的还是由于闭目塞听的无知或者不假思索的傲慢，以及科学求实精神的匮乏。在看待四夷时，也不免少了尊重，多了轻蔑。好，125街以西是更安全，但如果不到125街以东，这些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们能够真正融入纽约当地的生活吗？恐怕未必。

为什么要学习西方？实际上，原因就是他们够强、够狠、够无耻，一手打造了清末民初黎庶昌先生所言纯任国势之强弱以为是非{47}252的强权政治。非如此，怎能彰显自己的学有所成，应该得到国内各界重视，抢位夺金呢？{54}14话当然有些极端，这肯定不是普遍情形，但是否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呢？ 而问题的关键是，虽然他们的确远赴西洋，超越文本，实地生活考察了，但真的就了解西方了吗？抑或说他们了解的不过是他们所生活的一个侧面的宛如童话般美好的西方？很可惜，除了研究自然科学的纯粹科学家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人文社科留学生中的大多数人实际并未能真正的超越文本，因为在天真的童话世界里，他们所言的也更多的不过是西方童话[8]。还是葛兆光先生总结得好，由于屡战屡败，中国人的观念世界发生了重大转变，因为强大，西方人的征服与侵略也变得合理且正当了，是非渐渐以事后的得失来判断，优劣渐渐由竞争的强弱来划分。到了十九世纪末，情况大变。

堕胎乃基于基督教伦理，在西方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而中国当时严重的乃是溺婴问题。故而它就必定具备信仰、实践和组织三种根本要素，并且形成以制度为经，以三要素为维的四位一体的治理机制与治理结构，轻则与世俗政府竞争人民的政治效忠，重则导致神权政治与宗教迫害甚至屠杀，这在西方历史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复创设法律学堂，以造就司法人才，为他日审判之预备。其他诸如歧视农民工、歧视河南人等，这里的歧视与西方意义上的歧视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29}267他发表对西方文化的赞叹，引发朝野保守派极大反感，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上至天子，下至庶民，对其都可以不屑一顾。而为了节约，大部分人生活凑合，能够看当地电视读当地报纸参加教堂活动的恐怕也不是很多。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将近半个世纪里，西洋的入侵并没有给庞大的老大帝国带来真正的震撼。第345条将僧道列为因其职务得知他人秘密而无故漏洩的犯罪主体，这显然脱胎于西方基督教中基督徒习惯于向神父忏悔而来。碰巧的是，西方大学区往往多在富人区，每多香雾云鬟、觥筹交错甚至灯红酒绿，自然晓风残月，令人留恋。

哪怕并非所有人都是如此，这也绝非个别现象。中国法学只能从自家的实践讲起，从自己的话语讲起，而不能从别人的理论讲起，从他人的话语讲起，尽管也应重视他人经验与话语的镜鉴意义。

徐继畲在1848 年初版的《瀛寰志略》)中赞扬华盛顿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但评语还是中国式的：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几于天下为公，駸駸乎乎三代之遗意。尽管不是全部，但不少法学学者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跳入了西方话语的陷阱，将西方话语奉为神话，写文章时，不由自主地就是中国问题+西方经验+中国应该学习西方这未必合乎逻辑的三段论。

本来提炼自活生生的人世生活与实践的活泼泼的思想，因为被视为经典，而最终成了与生活和实践更少发生关系的教条。又曰，孔门弟子，鬼谷先生。

余从事斯役，延访名流，分司编辑。所以蒸蒸日上, 青出于蓝也。就连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任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介绍世界地理概况时也说：震旦则正当温带，四序和平，故自古以震旦为中国，谓其天时之适中，非谓其地形之正中也。严复于1905年9月3日在《外交报》发表《原败》，总结俄罗斯战败原因：是故东方之溃败，于俄国非因也，果也。

曾当过翰林院编修、陕西学政的体制内的上层人叶尔恺在给朋友的信中竟然直言：纵观中外情形，敢断言曰中国不亡，必无天理。这样，中西在空间上的平行分布关系，又被转化成了时间上的先后关系。

其小注云：英夷之腿极长，青布缠裹，直立，不能超越腾跑。实事求是地讲，西方过上好日子，不过是最近三五十年的事儿[6]。

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说，迄今为止，我们所执守的依然不过是法治是个好东西，所以我们要法治，我们之所以要法治，因为法治是个好东西这样无意义的循环，至多再加上一堆对西方法治理论的介绍或复述而已。哪怕是蒙元入主，腥膻遍地的华夏黑暗时代，也能让马可波罗睁着天真的蓝眼睛咂舌不已。

如葛兆光先生所言，在近代之前，除了佛教进入中国那一次外，外来文明对于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震撼始终不是很大。而到了中国，却有被一些人神化成真理之势。而当西方通过冷战搞垮苏联之后，更是达到了荣誉上的巅峰。第四是表达与实践的割裂。

由骄傲而来的傲慢情绪，也在潜滋暗长。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做到以丰沛的学术自尊与自信，不隐其善，不匿其恶，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因此对宗教依法进行管理就是正当的，也是必要的。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学生、学者而言，更多的就像一个匆匆旅客，一片浮云，一滴油，根本不可能做到与当地生活的水乳交融。

在这个问题上不必扭扭捏捏，大可以开放的心态大张旗鼓地进行，因为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善于取经而不善于传教的民族[4]但列强侵略军队后面跟着的传教士，其中颇多不法之徒，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对：议和以来，耶稣之教盛行，无识愚民半为煽惑，所恃读书之士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